长期以来，中国药企以仿制药的研发生产为主。而药物创新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任务，现已成为中国药企崛起的动力和当务之急。“仅有仿制是做不大的。”针对中国医药行业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的现状，饶毅博士强调。董瑞平博士则指出了国内药企热衷于仿制的症结所在：“很多人都想把钱投进去后两三年就赚回来，却没有太多人愿意把钱投到早期开发上去，特别是在药物研发上，因为这是非常漫长、危险的过程。”

    两位专家都认为，中国药企要改变上述现状，就应从基础研究做起，而这恰恰是中国药物研究的短板。“我们的基础研究比较落后，这与中国文化比较强调应用性有关。”饶毅博士举例，国内的一些评奖往往是注重能很快见到实效的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其通常的理由是先救“穷”，但是以前穷不能永远穷。“‘钱用于基础研究不如去济贫’这种说法是非常有煽动性的，但是没有道理。照这个说法，航天、天文基础理论乃至所有基础学科应该全部撤掉。这样的意识在中国文化里面一直存在，所以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乏力。如果不坚持把基础研究做起来，我们的企业就只能抄袭别人的东西。”

    “在西方，中小型药企主要是做创新性研发——它们有两个出路，一个出路是自身有了产品以后，将产品卖给大型企业；还有一个出路是自己成长为大的企业，这是正常的发展道路。”饶毅博士补充道。

    营造人才发展的环境

    药物创新离不开引领创新的人才，然而，在此领域我国少有建树者，这成为制约我国医药行业发展之痛。对此，饶毅博士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并非没有杰出人才，而是在现今的文化中，杰出人才很难被发现、包容和鼓励。”他认为，中国的人才面临着求全和求稳的压力，这会使一些特别优秀的人得不到支持。一个好的科学家不是看他是否十全十美，而是看他在科学上有什么专长，可能性格比较特殊的人反而在研究上比较出色。一个人如果天天琢磨人际关系，就无法将心思花在把研究工作做好上。“‘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做出来，就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工作者是在一心一意做研究。”

    董瑞平博士也认为国内研究领域存在浮躁之风：“一些研究人员一两年就想出成果。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公司工作一两年后，要么要求涨工资或者升职，要么就辞职。做科研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制药行业，需要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他指出，在高端药物创新领域，现在中国在点上已经不乏高端人才，但如果把整个制药行业连起来，则需要在整个面上都有比较高端的人才。“中国现在还没有把人才的点都连起来。”

    饶毅博士强调，对于人才的包容和鼓励还在于观念的转变。“我现在也做老师，我不会让学生一味地听话。学生的本事体现在能想到更多的新东西，而不是把我的话再复述给我听。我们以前不强调人和创造性，但现在整个文化和观念的改变将对企业创新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以合作驱动药物创新

    随着药物研发难度的不断增加和药物技术领域的不断扩大，寻找研发伙伴，加强外部合作，成为国内外药企共同的任务。“对于创新来说，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药物研发需要一个完整的团队。”董瑞平博士举例，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过程漫长。传统的研究模式是先做动物模型，然后看哪个分子对动物模型有用，再做临床。“现在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从病床到实验室的过程模式，即先从临床上检测病人，做基因检查，找到共同点后再反过去研究动物模型。通过这个双向的过程，我们希望帮助加快研发进程。”据他介绍，这一模式已经应用于默沙东与北京阜外医院及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合作中，以期共同建立生物样本库，提供更多逆向选择的机会，找到有效的靶点。“我们还正在探索在中国开展与全球同步的临床研究，以缩短新药在中国获批上市的时间，造福中国患者。”

    业内人士认为，开展药物创新的外部合作，可以做到优势互补，促进我国医药行业整体研发能力的提高，促进相关人才的培养，加快我国新药创制的步伐。